文|王彦入 编辑丨陶若谷
晚餐陆续端上桌。残雪觉得少了点什么，取来手机，摆在手边。她听说，如若获奖，作家会提前半小时接到来自瑞典的电话。她得保证手机留在视野范围内。
六点半一过，手机还没动静，她知道没戏了。“吃饭吃饭”，她对饭桌另一头的丈夫鲁庸说，语气平静。她快67岁了，吃得简单，少许馒头，一点点面条。
她依然好奇谁会得奖，打开电脑，调到直播视频，边吃边等。北京时间10月10日19时，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马茨·马尔姆宣布，2018年、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分别授予奥尔加·托卡尔丘克（Olga Tokarczuk）和彼得·汉德克（Peter Handke）。
手机屏幕亮了。
号码归属地不是瑞典，是昆明，作家陈鹏打来的。半个月前，赔率榜新闻一出，陈鹏第一时间给她发了封邮件，“等你的好消息，希望你可以拿奖”，他们相识多年，他欣赏残雪，预估她有百分之七八十的获奖机会，还特意买了瓶红酒，准备开奖之夜庆祝。
红酒没开成。“我下午就跟我爱人说，我打不过那个托卡尔丘克。这个结果我早就料到了。他们不会那么快就给我（诺奖）的。” 她在电话那头笑得很开心，听不出半点失落，“我国内的书，全卖光了，国内的影响力，一下子也出来了。”
这是意外惊喜，是她三十多年文学生涯的一次转机。
三十多年前，她初入文坛就创造了自己的乌托邦。文风怪诞而深晦，行事特立独行，对文坛有一套严厉到近乎刻薄的审视标准，因此长时间被屏蔽在主流之外。纯文学日渐没落，她却从未搁下手中的笔，一头扎进潜意识这个人性的深层海洋，发动她的创造力，作品被译成日文、法文、德文、意大利文……但鲜少被关注，直至此次诺奖赔率风波，她终于站回舞台中央，告诉大家，残雪一直在，只是世人不去注意罢了。
这是搜狐新闻年终策划《2019无名之辈》的第5篇
原标题：《残雪的一次“入世”》
残雪。受访者供图
“哎哟，我乐得不得了”
残雪自己留意到那条消息。她有浏览英文网站的习惯，9月28日下午，一家英国网站刊登了赔率榜新闻，她点了进去。随后，她给湖南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陈小真发去一则电邮：“小真，我又进入博彩公司赔率榜了，排第三，2011年进过一次，虽然我认为没希望，但这是很好的宣传。”
那是周末，陈小真没能第一时间查收邮件。直到周一上午，他坐在五楼的办公室，从社领导的朋友圈看到了此事。他立刻转发。
此时，消息还在小圈子打转，直至一周后的10月6日，残雪家乡的自媒体发了一篇文章《衡阳女作家残雪，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！》，尽管“诺奖提名”说法不规范，但消息就此传开，先是中文作家圈，然后是朋友圈，残雪的名字突然席卷全网。
陈小真很快接到市场部电话，“小真，残雪的书，是不是再快点能出啊······” 购书平台上，她的作品被抢购一空，出版社不得不紧急加印，开启预售模式。做她编辑近十年，陈小真从未见过这种景象。过去，每本书的销量保持在四五千上下，这次，所有书加起来，销量有四五十万，比过去三十年总和还多。
残雪也觉察到变化。
那几日，涌入的电话增多。网上，先是当当、淘宝，然后是京东，残雪在售书籍陆续显示“售罄”，“我就高兴死了”，残雪毫不掩饰对销量的重视，“我就是为读者写的嘛，为自己写，写个日记就可以啦。共鸣的人越多，你就越开心啊。”
鲁庸也手机不离手，看到有趣的评论——“啊呀，就凭残雪这一口塑普，我也要粉她”，掉过头就跟残雪分享。“哎哟，我乐得不得了”，残雪回忆，好几天，在西双版纳的家里，她与丈夫“偷偷的乐咧”。
等待读者，她已经“等了三十多年”。有读者推崇她为“被遗忘的天才”，惊诧于她一手构建的文学乌托邦，残雪感受到迟到的善意，“这真是很温暖的感觉咯，写了这么多年，终于被读者注意到了，而且是正面的（评价）。” 她笑起来，像一位被幸运光顾的孩童。
她不吝分享惊喜，毕竟上一回，得到如此关注已是三十年前。
八十年代初，残雪在一个日记本上，写下《黄泥街》。她带着日记本，去到武汉大学，正在念研究生的哥哥邓晓芒看完书稿，“大吃一惊”。他托朋友鉴赏，朋友只读过俄罗斯文学，“看不懂”，便找到当时已在国内得过奖的作家何立伟。
何立伟至今记得那个“破日记本”，黑色硬壳，四个角是红色的，翻开来，没有行距，残雪的字“蚂蚁大”，歪歪扭扭地布满纸页。
当晚，何立伟坐在书桌前阅读，突然想起白天接过的日记本，拿来一翻，“一口气就读完了”，第二天就找到残雪住处。
残雪当时还是个体户，做裁缝。听到敲门声，从缝纫机前站起来，外出相迎。那是他们第一次碰面，残雪戴副眼镜，瘦瘦的，文弱，一脸书生气。何立伟顾不得初识，上来就夸，“你小说写得好，非常现代。”
1985年，在何立伟的推荐下，残雪第一个短篇《污水上的肥皂泡》在《新创作》发表。不久，第二篇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表。何立伟到处推荐她，碰到其他作家就说，“长沙出了这么样的一个人咧”。
接下来的两年，《文学月报》《青年文学》《中国》等刊物陆续发表残雪的小说。她的一系列作品闯入中国读者视野。包括《文学评论》《上海评论》在内的十余家期刊刊载了有关她的评论文章，尤其中篇《苍老的浮云》，被称为“时代意识的反映”。
她成了当时绕不过的一种文学现象。
